熱劇《士兵突擊》中有個片段，引起影迷們的強烈共鳴與追捧。班長史今曾給予許三多無微不至的關懷與信心，可他在退伍時對許三多說：“別再把想頭放在別人身上。你這樣的人，自己心里就開著花。班長走了，幫你割了心里頭最后一把草。該長大了，許三多。”

　　如許三多的軍旅生涯一樣，每個人都可能在職業(yè)生涯中遇到自己的“重要他人”。特別是在入職之初，假如遇到一個傾心相助，給予你鼓勵與支持的人，可能獲益終生。他們陪伴我們走過職業(yè)旅程中最關鍵的一段歲月，對于我們迷茫的當下和未來，他們就像一盞明燈。他們可能會影響我們的工作方法、職業(yè)進程和規(guī)劃，甚至決定了我們的職業(yè)品格。他們就是我們的職場貴人。

　　當你們彼此熟悉、適應，并享受默契合作的時候，突然有一天，你們可能要面對分離。也許是前輩的離職，也許是你有了新的選擇。無論是主動還是被動，這種痛，不亞于孩童“斷乳”，好像正待綻放的花草忽然失去了遮風擋雨的大樹。這時的感受是復雜的，有眷戀、有孤獨，有面對未知的不安，還有即將獨立的恐慌。

　　當人們長久生活在熟悉的環(huán)境中時，會構筑心理上的“舒適區(qū)”，重要他人的存在是“舒適區(qū)”的關鍵，不僅讓人形成“依賴”，甚至影響我們的自我認同。把環(huán)境及重要他人的品質認同為自己人格的一部分。分離之苦，不僅是一瞬間的強烈情緒，還包括之后在新環(huán)境下的種種不適與掙扎。實際上，這更像與自己的斗爭。

　　前者可以被時間療愈，后者卻讓我們不得不去直面—可能，我們身上已經烙上了“重要他人”的思維、行為模式，還停留在“舒適區(qū)”里不肯出來。接下來的路，總得靠我們自己走，只有在進一步推離中獨立，才能獲得職業(yè)生涯的真正自由和成長。

　　好像學走路的孩子失去了成人的扶持 

　　王雪菲，北京光耀酒店管理有限公司 執(zhí)行董事

　　10年前，我在讀大四時，課余會教一些日本人學中文。我的學生里有一位叫黑田尤紀夫的50多歲的日本人。他是剛剛被調到北京的三菱重工北京事務所的副所長。機緣巧合的是，一個月后我畢業(yè)，他成了我的第一任老板。

　　對我來說，那是一份完全陌生的領域—核電。初出茅廬，犯錯是難免的。日本公司要求非常嚴格，但我的老板卻慈祥很多，他給了我3~4個月的時間，讓我慢慢熟悉情況，沒有嚴厲的批評，而是一步步帶著走。我經歷過兩次大型的展覽會。這對新人來說，是一大塊很難啃的工作，他手把手地教。從零到一到二到三，一直到十甚至到一百……請柬怎么發(fā)，格式怎么寫，怎么措辭。我那時發(fā)一封邀請函可能要改上10次、20次。

記得有一次跟中方一個核電辦主任會談，我做翻譯，其間有一兩句話忘記譯了。會談之后，他跟我說，如果是漏譯了沒關系，最好是拿一個本子記下來，接著細細教了我一些翻譯技巧。從那時候開始，我就變得越來越不怯場了。我本是非常內向的一個人，不敢張嘴，但經過將近兩年的時間，他帶著我一點點地經歷了很多場面，我的信心逐漸建立起來。

　　剛剛進入職場的我，就像一張白紙，一切都是未知和空白，我的第一任老板就像一個教練，教導我、培養(yǎng)我。讓我有了可以參照的規(guī)范和標準。就像盲人找到了一個“抓手”。到現(xiàn)在，很多人還說我嚴謹認真的風格像日本人。

　　后來，他知道我要跳槽到一家英國公司去了，他沒有阻攔，而是想方設法幫助我。他送了我3本書，其中一本是他自己學英文的手札，回到家一看，我特別感動，當時眼淚就下來了。還有兩本英文商務書，是專門備我不時之需的。他說：兩年來你一直是主用日語的，英文可能有些已經忘記了，應該拾起來，將來的工作用得上。他在精神上給了我莫大的支持。到現(xiàn)在我還覺得他就像我的父親。

　　離開，是太痛苦的選擇，我下了很大的決心，幾乎問遍了周圍所有人。但想到他不久后也要離開（他任期只有兩年），也就狠了狠心。到了新的英國公司，一下子輕松許多，困擾也來了。以前，我做事總是有人給我指明方法，扶著我往前走，而現(xiàn)在，老板只告訴我他要什么，至于怎么做，完全靠自己。我就像學走路的孩子失去了大人，茫然不知所措。直到兩三個月后，才摸到一點門路。

　　這些年，經歷了幾次離開，每一次都很痛苦，但每一次都收獲很多，成長很多。工作經驗增加了，看到的人更多了。每多見到一個人就多增加一分智慧。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分離后的心態(tài)，每一次離去，都要把好的東西留在杯子里，不好的倒掉。之后，用里面好的東西去吸收新的好東西進來。

　　我終于可以獨立撐起一條船 

　　夏鴻，新數通盛世科技（北京）有限公司 副總裁

　　我記得很清楚，他走的前一天的晚上，我接到通知，第二天10：00開會。第二天我才知道，上層已經決定要于總離開，我接替他的位置。太突然了。我的第一反應就是不行！馬上想辦法挽救，但實際上這是不可能的。

　　我第二個很樸素的想法就是跟于總共進退。但是，業(yè)務伙伴關系還得繼續(xù)處理，而且還有一幫親如弟兄的員工……

　　于是，我開始接管這個公司：記得將近3個月，我都沒有搬到于總的辦公室，那里就一直空著……我不愿意接受這個現(xiàn)實，而且在潛意識里始終覺得他好像沒有離開。

我和于總合作4年多，一直特別默契，他是總司令，我是參謀長，他負責戰(zhàn)略，我負責日常運營。我們也會有不同，我的原則是建議3次，如果他仍堅持，我就不折不扣地執(zhí)行。而在我范圍內的事情，于總從不干涉，放手讓我去做，讓我沒有后顧之憂。就在我們已經習慣這種信任和相知的時候，突然因外界的壓力，他不得不離開。

　　一個好的狙擊手在跟人搏斗的時候，首先想到的就是要找一堵墻，這樣你就不必擔心背后有人突襲，這個時候，就是你發(fā)揮最大潛能的時候。于總，就是我的那堵墻。

　　我當時的感受跟那部電影特別像—《U571》：二戰(zhàn)時期，一艘潛艇的副艇長有機會升為艇長。但按照慣例，要求他的現(xiàn)任上司—艇長給他下一個評語，如果評語合格，他就能順利地去指揮另一艘潛水艇。令他沒有想到的是，現(xiàn)任艇長的評語是這樣的：你工作非常出色，但是，我不認為你現(xiàn)在可以去當一名艇長。結果他失去了機會。正在此時，他們接到命令，去占領一艘德國潛艇。正當副艇長率隊攻擊的時候，艇長所在的潛艇被擊中了。艇長犧牲了。這位副艇長不得不帶領水手們與敵人周旋。

　　經過一系列挫折和決策，副艇長克服了自身的性格弱點，成為一個真正的艇長。

　　我跟員工們說，我就是那個突然失去了艇長的副艇長。跟于總分開的兩年，對我而言就是副艇長成長為艇長的過程。當你還是副艇長的時候，你覺得艇長做的那些事沒什么了不起，但當你真正到了這個位置，就明白了不是你想象的那樣。

　　那時，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身后再沒有一堵墻供我去依靠了，我要獨立判斷，我的所有決定都是最終決策，我承擔著這條船和所有船員的命運。這種壓力不是每個人都能承受得了的。因為長期是一個副手的角色，一旦當了“正頭”，還經常會在兩個角色間游移失位。

　　兩年后，我再次與于總走到一起，仍然是他當艇長，我當副艇長，一直到今天。但是，我已經不是原來那個副艇長了。假如有一天，我們再次分開，我也可以獨立撐起一條船。

　　她是我心中的理想，但并不是真正的自己 

　　楊勤，摩托羅拉電子有限公司中國北區(qū)移動終端事業(yè)部 市場總監(jiān)

她是一位新加坡人，是我進入MOTO做市場的第一任直屬上司。那時我27歲，她也是這個年齡。盡管她那么年輕，但在管理和帶團隊方面已非常有經驗了。最讓我佩服的是，她把生活和工作平衡得很完美，工作出色，生活和娛樂也不少,交際面非常廣，各種動態(tài)信息都能掌握。如果在我的心中找一個理想型的話，就是她。她像是我的朋友，更像是一個標準。那時的我，覺得她的狀態(tài)就是我的理想狀態(tài)。

我們在一起摸爬滾打將近4年，從區(qū)域公司一起到中央公司。后來，她要走了，記得那天晚上，我們開了一個告別晚會，大家一起吃了飯，特別開心。但當曲終人散，自己走在回家路上的時候，一種強烈的無奈與失落向我襲來，像一樣珍貴的東西被拿走了，空空的。盡管我對自己說，她是去實現(xiàn)自己的人生理想了，應該替她高興。但有一段時間，我的腦子里總是一幕幕地回放和她在一起的片段——

記得有一次，有件工作上的事想找同事確認。我拿起電話就打，她馬上制止我—當時是周末。她說，你有沒有考慮過，人家現(xiàn)在方不方便接你電話，即便很急，打電話時也得先問問人家是不是方便。雖然事情很小，對我啟發(fā)卻很大。這就是她，非常懂得周圍人的需求，而且尊重每個人的不同，用不同的方式對待不同的人。那時，跟她在一起，我從來沒有上下級的感覺，沒有隔閡，非常舒服。不只我，所有人都愿意和她一起工作。

接下來的老板風格跟她完全不一樣。有很長一段時間，很多人都不適應。但是我還好，因為我只針對事情本身，而不是對人，我會看淡別人的表達方式。這一點也是受她影響。她曾說：做事的過程中，不要把個人的情感糅進去。做事就是做事，即使今天我非常嚴厲地批評了你，也只針對這件事情，而不是對你個人，并不是表達我不喜歡你，你這個人太笨了，等等。經過的事越多，我對這句話的體會就越深。

我也有過一段很痛苦的經歷，那段時間，我總覺得自己做得不夠好。我們總是想成為理想中的那個人，可有時那并不是真實的自己。當我們按照別人的標準要求自己的時候，自己很辛苦，周圍人也很辛苦。我覺得，人要對自己負責，不僅是要對自己所做的事負責，還包括接納真實的自己。遇到這個老板，看到他的長處，我想成為這樣的人，遇到另一位老板，我又想成為那樣的人。關鍵要看清楚自己到底是什么樣的。隨著成長，找回自己，同時也會尊重自己。